刘晓航新作《我们要回家》连载(1....)引 子
1998年，为了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向社会广泛征稿，编写出版了一本知青纪实集《老知青写真》，书中有一篇是一位知青的后代写的《永远的西双版纳》，感人至深：很多很多年之前，在我还无缘到这个世界来潇洒走一回的时候，我的叔叔谢为群被隆隆的列车载往那个传说中美丽的西双版纳。那一天，上海火车站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那一年，叔叔只有16岁。爸爸说，叔叔去的是最远的橄榄坝。
二十多年后，当我在邓贤的《中国知青梦》里看到了“橄榄坝”这个熟悉的名字时，我的泪终于流了下来，但是叔叔再也不会回来了。清明时节，我在叔叔寂寞的墓碑旁拔去了丛丛野草，走进历史的叔叔却永远在我的心里，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只要南疆的风依然吹过青青的竹楼，西双版纳就会带着我的爱与伤痛定格在时空的长河中，成为一个无法释然的背影，永远永远。
在扎根西南边疆的岁月里，叔叔种橡胶，打群架，喝“玻璃汤”；而作为一个男人，他从来没有对家里人诉说过自己在橄榄坝的艰难与苦闷，家中的父兄只是在许多年后，读着叔叔同时代的云南知青的文字时，才深深理解叔叔当年一个“苦”字中所包含的全部。在我的记忆里最深的是一把二胡琴声如诉，我至今都记得。在寂寞的午后，叔叔一个人坐在小屋里拉二胡的背影，命运悬浮的叔叔如泣如诉的琴声，倾泄着他的愤满、痛苦与孤寂。
叔叔是1979年初，在云南农场十万知青返城的狂潮中冲回上海的，以后安排到一家日用品调剂商店工作。6个月后，因他在橄榄坝农场积下的旧伤复发，在医院手术台上猝死，麻醉引起的医疗事故，他死时才26岁。
叔叔去世后，与他当年在一起的农场战友们来吊唁，他们围着叔叔的遗像一个个号啕大哭，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男子汉们这样的恸哭失声，青春艰难岁月里互相依偎的情感是深入骨髓的。
那天祖母的银发在秋风中飘荡，老泪纵横，她望着这些痛哭的孩子们，呆呆痴痴地一遍遍说着：“为群从云南来信总说，我们想回家，我们想回家……”
1972年，在云南瑞丽的一位四川知青想回成都探亲，因为连队知青云集，队上不能批，他竟然让同连的战友用麻袋将自己装上，没扎扣绳，抬上一辆进来拉白糖的解放牌载重车的保险杠上，汽车启动时，他用手紧抓保险杠，神不知鬼不觉混过了“边卡”红旗桥，到了保山，司机发现了这个变戏法式从麻袋里钻出来的青年，本想将他撵下去，一打听原委，司机一把揽过知青，自己先红了眼圈，粗声粗气的道：“我的弟弟也在东风农场割胶，兄弟，坐到前面来，跟我回家！”
1973年10月，成都知青康运海接到家中一封加急电报：“母病危速归！”他好不容易向连队领导请准了假，经过6天的颠簸，火车终于停靠了在成都站那宽大的站台前，他很快就发现检票口处的母亲，这就是他日夜思想的母亲么，几年前离开成都时，她身体挺壮，精精神神，几年不见，竟是白发爬满额头，脸面皱纹。望着赢弱的母亲，差点儿掉下泪水：“妈，我在这儿……”母亲忙走拢来，抚摩着他瘦削的脸颊，好久好久才说了一声：“你瘦了，黑了！海儿，妈终于把你盼回家了……”在以后很多年里，他在睡梦中，一次次依稀看见，白发的母亲依旧站在火车站的检票口外的栏杆边，望眼欲穿的等待儿子的归来！
1996年，在北京召开“知青与社会转型研讨会”上，一位曾在云南农星局工作过的北京女知青告诉我，她年年都要做一件事，统计在云南的知青中非正常死亡人数，为患精神病的知青联系住院治疗，她至今难忘一师三团（改为勐养农场）的一位重庆知青疯了，他才17岁，整天口里重复着一句话：“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听来让人辛酸。
“我们要回家！”——这是千千万万个愁肠百结的母亲们悲痛的呼唤！
“我们要回家！”——这是1700万中国知青绝大多数人埋藏在心中最想倾诉的一句话。
“我们要回家！”——这是对文明与理性的回归，是时代的召唤！
1978年秋，在结束了民族浩劫的文革灾难后的第3个年头，在中国历史已经翻过去沉重的一页，拨乱反正开始一个崭新时代的日子里，仍滞留在云南垦区的8万来自上海、重庆、成都、北京、昆明的知青——这些共和国的苦难孩子们以他们的血肉之驱手挽手筑起一道新的长城，为了生存的权利和人的尊严，发出震慑山川的吼声：“我们要回家！”。他们来云南已经整整10年，青春在热带雨林中流逝，理想被南疆红土埋没，在生理上与心理上已经处于人能承载的极限，除了回家，他们依旧一无所有，在绝境中，他们已没有退路，他们举起热带雨林一般稠密的手臂，举起这面血写的旗帜——“我们要回家”。他们举着它义无返顾地向前走，不管前面是荆棘，还是牢房……
但时代宽容地拥抱了他们，他们胜利了！
1979年初，全国数百万知青大返城，长达20多年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终于画上了句号。
刘晓航新作《我们要回家》连载(2)
第一章、云南农垦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云南地处中国的西南，是东亚腹地，欧亚板块的集合部，喜马拉雅山南麓，历史上是通往西藏及印度大陆的南部的入口。因其物种的多样性，被世界动植物学界誉为“地球物种的基因库”；因其文化独特性，受到世界人类学家们的关注与青睐，被誉为“人类社会进化的活化石”；同时，也因其土壤为深红色，而被形象地称为“红土地”。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中，从1967年开始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10余万知青被动员到云南参加支边建设，他们给这块广袤闭塞、落后的边疆带来了热血沸腾的青春朝气与活力，带来了知识与文明。他们和兵团官兵、农场老职工在一起开荒种植橡胶林，为云南的农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10万知青辉煌的青春梦失落在红土地的热带雨林中。10年中，他们经受了太多的磨难与煎熬，有一些知青甚至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1976年打倒“四人帮”文革宣告结束，党中央拨乱反正将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实事求是地处理解决在10年文革灾难中遗留下来的大量社会问题。邓小平等改革大师的运筹帷幄正在逐步抚平十年动乱给成千上万人带来的创伤，人们看到了前途与希望。这时散布在全国各地农村的插队知青开始以各种方式踏上了“返城”之路，但在边疆农场的知青们，却被人遗忘了，因为他们已经成了国营农场的职工，连“知青”的称号都被剥夺了，回城无望，尤其是远在西南边陲的云南垦区的知青们。10年来，他们创造了财富和价值，但他们的生活境遇没有多少改变，在先的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继而恢复的农场管理体制，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积压的矛盾越来越多。到了1978年底，在回城无望，前途渺茫处于绝境中云南垦区5万知青已经形成了一堆只要一根火柴就能熊熊燃烧的干柴，为了明天，他们终于举起“我们要回家”的旗帜，向党中央最高层领导，向全国人民呼救！他们铤而走险选择了罢工、请愿这种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允许的形式‘表达’了广大知青要求生存，维护人的尊严的权利。毕竟时代不同了，人性复归，理性复归，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种种客观与主观因素的整合，他们返城的愿望实现了。10万云南知青在全国1700万知青仅为一百七十分之一，数字微不足道，但云南知青义无返顾的壮举，却促成了全国知青的胜利大返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滚动的链条在这里断裂了，这场长达20多年被事实证明失败的社会实验终于画上句号，成为沉默的历史。
说起10万知青去遥远的云南上山下乡，就不能不追溯历史上云南的屯垦和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因发展中国的橡胶生产而兴起的云南现代农垦事业
刘晓航新作《我们要回家》连载(3)
二、云南历史上的屯垦
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了包括今天云南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在秦始皇即位前后李冰任蜀郡郡守时即已开始在今川滇边界的宜宾棘道开山凿崖修筑通往滇东北的道路。以后秦始皇又派常安页把李冰修筑的道路一直延伸到滇北的曲靖附近。由于道路仅宽五尺，时称“五尺道”，这条道路虽窄，在巩固和加强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五尺道”的修筑，“西南夷”各部落和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密切起来。秦还在邛笮地区设置过郡县，这为西汉普设郡县和移民屯垦创造了条件。
从西汉开始，对云南进行移民屯田，主要在滇东北和滇池地区。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实行屯田，主要在滇东，因此中原地区汉族人民进入云南，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并促进了云南的经济文化发展。汉代在云南屯田，主要是军屯，即驻防屯守的领军官吏把所领戎兵长期不更换，于是成为落籍在南中的移民屯户，继续从事屯田生产。落籍后的领军驻屯，随着屯田的稳定和发展，逐渐形成大姓。戎兵落籍驻屯，成为大姓的部曲。官营屯田由于扩大了劳动力的来源，促进了生产力，推动了滇东、滇北地区的社会与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中地区还有过几次民族迁徙。如三国时期李恢迁永昌地区的濮民到云南建宁、晋初，滇东北的汉族西迁入，包括洱海地区和滇南，他们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对古代云南的经济文化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云南实行大规模的屯田，并设立机构管理屯政，实始于元代。从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到至元十六年（1279年）赛典赤任云南行省平章事期间，开始实行民屯以发展生产。他们从清理编户入户和田土入手来推行民屯形式。在云南省境内置立民屯8处，屯户共1505户，屯田共56559双。元代云南大规模置立军屯是从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开始的。据《元始?世祖本纪》载：“至元二十六年三月，立云南屯田，以供军储”可见元代先立民屯后置军屯，都是为了解决军粮饷不足的问题。
明太祖朱元璋在统一全国前，在攻城略地过程中就已在占领地区实行屯田，统一全国后，也以屯田作为增加军事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重要措施。明王朝不仅在内地和北方境界的确实行屯田，而且在公元1382年（洪武15年）以30万大军剿灭了云南的元梁王巴匝刺瓦尔密，平定云南之后，即在云南实行“军屯”、“民屯”和“商屯”。屯田制的推行为云南招来四、五十万汉族农民，并使内地的农作物品种及耕种技术在云南得到推广，使云南的水利灌溉工程得到兴建和修整。如昆明南坝闸工程的兴起，使“田不痨于旱涝”，滇池海口整修疏通避免了洪患。明代在云南实施屯田，促进了当时云南社会和经济发展。云南地处边疆，多数地方还处于农奴制和奴隶制时代的经济形态。土地归农奴主和奴隶主所有，广大各族人民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在这种落后的经济形态下，生产落后，人们只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明王朝实行封建的中央集权，对土司的权利有所限制，从而为明王朝在土司领地里实行屯田创造了条件。
清康熙大帝平定“三藩”后便开始在西南各省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废除明代遗留的“庄田制“，凡是耕种庄田的汉、白、彝族农奴，交出一定的地价后，便获得土地的私有权，自身也成了自由农，直接对官府交纳田赋，负担徭役。康熙31年（公元1695年），清廷废除屯田制，将屯田并入民田，使各地大量军田变为私田，这样云南大部分地区有了与内地相同的经济制度，土地进一步私有化，各府、州、县控制的户籍和经国家丈量后的征赋的田亩已达到相当数量，生产恢复，商业逐渐繁荣，各地土司势力有所削弱，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在客观上都起到了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巩固封建国家边防的作用，因而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近代以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扩大深入到云南，封建剥削加重，土地兼并不断发展，赋税日趋增多，仅田赋一项就有谷捐、米捐、钱粮杂支，随粮夫马津贴、官租……五花八门，多达30多种，民不聊生。鸦片战争以后，烟禁废弛，反动政府借烟税以增加财源，“寓禁以征”无异鼓励农民种烟，于是云南境内几乎到处是罂栗花，大大缩小了耕地面积，粮食产量不能自给而大量进口越米和缅米，这是近代云南农村经济畸形发展的结果。这种现状一直持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完成边疆地区的民主改革和土改后，继而进行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后，云南的农垦事业才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