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2日（农历腊月十六），我出生在河北省昌黎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受过高等教育，从事过天津铁路分局的工会及文教工作，当过铁路中学教师，后在铁路中学校长任上退休。母亲高中毕业，也算有文化的人。1956年因父亲从古冶调往天津铁路分局工作，举家搬到了天津，居住在河北区王串场铁路宿舍。

小时候父母对我们的教育比较严，尤其是对我报有很高的希望。自小学到中学，在父母亲的辅导下，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不错。因为是家里唯一的男孩，父母希望我考上好的大学，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我当时的志愿就是能成为一名工程师，为建设祖国出一把力，也不辜负家庭对我的期望。

记得在我上小学时，也就是1957年，我们家里出了一件大事。父亲在这年的冬季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了“右派”，随后就把我父亲下放到了外地铁路大修队劳动改造，这对我家的打击是相当大的，好似天塌了下来。父亲一走就是将近七年，由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兄妹五个生活，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父亲的工资也由原来的每月101元减到了85.5元，虽然收入在当时来说也不算少，但由于要养活七口人以及和父亲又两地生活，日子就不算宽裕了。在这种情况下，母亲除了忙活洗衣、做饭等家务活以外，还要四处托人找活做。扫大街、收水电费、拉大板车等脏活累活什么都干，只是为了给家里增加一些收入。当时我们都小，什么忙也帮不上，只苦了母亲一个人。也就在那时，我慢慢的学会了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劳动，如做饭、挑水、劈柴什么的。说是会做饭，当然是简单点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切茄子没削皮，菜刀一滑就把左手无名指的手指肚给切掉一小块，直到现在还少一块肉。

1960年前后，正是全国困难时期，

后来父亲虽然摘掉了右派帽子，但还一直在外地工作，直到1964年，经过努力，父亲才从邯郸调回天津铁路二中教学，全家这才得以团圆。

1972年文革时期，又因父亲的右派问题，全家一起被下放到了天津市北郊区南王平公社，工资降至每月72元。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得到了彻底平反，恢复了教师工作，全家才回到了市里。

小学我是在天津铁路第五小学上的，这所学校是天津铁路系统最大的小学，我当时上学时被分到了一年十一班。在这期间正是大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时期。全国人民都被动员起来，当时的口号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东风压倒西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实现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早日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我们小学生也不例外，也被调动起来，尽自己的能力为支援祖国建设贡献力量。那是在上2、3年级的时候，因那时学校实行二部制，每天只上半天课，为了支援农业，同学们就利用不上课的半天一起上大街捡驴马粪积肥（那时大街上都是马车拉货），为了支援大炼钢铁，还要去捡拾废铜烂铁，实在捡不到，就在自己家里找，有的同学甚至把家里有用的铁锅、饭勺什么的从家里偷出来也交到了学校。现在想起来很是可笑，但在当时这可是政治任务。

我是在天津铁路二中上的初中，也是首届毕业生。1966年在初三就要毕业的时候，也就是在同学们充满着远大理想，积极准备毕业考试的时候，然而命运和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聂元梓《我的一张大字报》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紧接着广播里就开始了对北京市委的邓拓、吴晗等领导人的批判。学校停止了上课，相继组织了红卫兵和其它造反组织，开始了批判资产阶级走资派的斗争，批判运动也涉及到了普通老师。 “停课闹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我的大学梦也随之破灭了。

当时学校停止了一切正常教学，当然也停止了考试，就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搞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等各种造反组织每天除了写大字报，就是批判、批斗校领导和老师，我的父亲也不能例外，他由于在1958年初被打成右派，当然也成了批斗对象。有了这个“污点”，别说当时的造反组织不要我，就是要我，我也没那心情，所以各种造反组织我都没参加，当了一个自由自在的“逍遥派”。“文革”开始的两年，我每天提心吊胆，生怕造反派又来我家查抄物品（共查抄了两次）或带父亲去开批斗会。那时全家笼罩在一片乌云之下，处在度日如年的惶恐之中。学校我也就不去了，没事的时候，我就骑车到市里看看大字报、小字报之类的，对家庭有利的无利的都尽量搜集，生怕耽误了什么运动的新动向。

一

    1968年是我们66届毕业生人生的转折点。学是不能上了，当时全社会纷纷响应毛泽东“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掀起了上山下乡，支援边疆的热潮。文化大革命中，人们的思想都比较积极，表现不积极就会遭到批判。那时的口号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论是社会青年还是在校生，没有不积极响应的。根红苗正的红卫兵们和要求进步的青年都积极踊跃地报名下乡，我们这些有问题的“黑五类”子女，就更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了，想不走也不行。上学是不敢奢望了，只有上山下乡，除了这条路，别无选择。

    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那个时候属于“独生子”，当时参军都不批准。说实在话，父母是一百个不愿意我远离家乡，到偏远的农村去受苦受累。当时父亲和我都在天津铁二中，父亲是英语教师，我是初三学生。父亲已被打倒，如果我不走，是要连带上我父亲的，他就会罪加一等。万般无奈中，父母只有顺从潮流，同意我走了。

    第一批是去内蒙古插队，当时听说下一批就去黑龙江兵团了，父母一想那就更远了，还不如第一批走呢，就让我报了名。在兄妹五个里我是老大，妹妹们还都小，那时我家住平房，我是家里唯一一个能干重活的，我走后，挑水、劈柴、买煤的活就只得靠父母承担了。但不下乡又不行，那时的口号就是广阔天地，才能大有作为呀！

    报名后没多长时间就批下来了，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凭着上山下乡证明我领取了棉被和大棉袄。母亲也把积攒多年，准备让我上大学用的二百元钱拿出来，给我置办衣服和生活用品。可是光有钱还不行，因为当时各种物资都比较匮乏，还得凭票凭本供应，买一件“老头衫”、一袋白糖都要票，没办法，母亲只好硬着头皮向邻居们去借各种票据。那段时间母亲走东家串西家，能借到的地方都去借了，总算把我的生活用品准备够了，也真难为了母亲。

    1968年8月27日是我们出发的日子，虽说是初秋季节，当时的天气还是很热的。一早，母亲把我随身携带的生活用品一遍一遍地清整着，眼里含着泪花，时不时地擦拭着眼睛。我怕她过于难过，就大声地开导她，岔开话题，好似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好叫她放心。根据当时的条件，母亲能想到的都替我想到了，吃的、用的、以及各种药品一应俱全，现在想起来这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快中午时，全家吃了一顿平时不经常吃的饺子，就算为我饯行了。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父母自己出远门，我知道这次离开家就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说实在的，我那时还是个孩子，能不想家吗，觉得心里酸溜溜的。为了不让父母更伤心，我坚决不让他们去车站送行。当然，不让他们去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当时父亲已被打倒，他是没权力去送自己孩子的，我也知道他们为难，所以干脆就不让他们来送。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们学校一同去的几个同学，他们很赞成，决定尽可能地不让家长来送。就这样，临走时我们几个就集合到一块，搭伴一起走，家长这才算放了心。

    运送我们的专列是在当天的中午出发，我们很早就到了天津东站。只见车站广场上红旗招展，到处都是欢送的横幅和标语。站台上站满了送行的家长、亲友和同学，真是人山人海。没上车的知青拉着父母或同学的手，有的在哭，有的在说笑，表情各异。已经上车的同学从车窗里探出半个身子，和车外的亲人告别，和同学告别。

    12点零9分，随着一声汽笛声，列车徐徐地开动了。就在这一刻，站台一片沸腾，这时站台上和列车里的哭声也响成一片，很多送行的人们恋恋不舍地拉着车厢里同学的手，一直跟随着列车往前跑，久久不愿松开。“再见了，天津”，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很快，列车就驶出了站台，可车厢里的哭声却依稀可辨，带队老师不断地劝说，同学之间也互相安慰，折腾了好一阵列车里才平静下来。当时我们毕竟是年轻人那，列车还没过塘沽就都嘻嘻哈哈的说笑上了，刚才离别时的痛苦很快就被扔到了脑后。这时有人带头唱起“文革”中流行的毛泽东语录歌曲和革命歌曲，车厢里顿时激情涌动，热闹非凡。我们互相分享着每个人从家里带来的好吃的零食，憧憬着美好而又神秘的未来幸福生活。可好景不长，静下心来后，每每望着窗外的景色，我就不时地就想起了母亲送我出门的情景。母亲那时年岁并不大，但看上去已略显苍老，临出门还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和贫下中农搞好关系，要经常给家来信，不然家里会惦念的……”。母亲对我是多么地不放心呀！我走了，母亲的担子更重了，能吃得消吗？妹妹们还听话吗？越想心里越乱，越想鼻子越酸，同伴拿镜子对我一照，我看到了镜子里一双红红的眼睛……，干脆什么都不想了，和同学们一起打扑克去。列车上的伙食很好，吃晚饭的时候盒饭都送到我们车厢来，有的同学还拿出从家带来的粉肠、咸菜、辣酱什么的一起吃。

    列车向东北方向前行，前行……。大约是晚上八九点钟，列车缓缓地停了下来，我们向车窗外一看，哎，到锦州了。可能是要换车头，在锦州站作短暂的停留，我们都纷纷下车到站台上去凉快和活动。这时列车前部出现了乱乱哄哄的情景，也不知是谁大声地喊着，说有人打了我们同行的同学，叫我们赶紧过去帮忙。我和几个同学不知真相地就蜂拥而上，也不知对方是谁，就都参加了“战斗”。总算我们人多，没费什么劲就把当地的一伙青年打跑了。这时同伴才发现我不知什么时候挂彩了，鼻子直往外流血。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地架着我往车上跑，找送我们的随车医生处理。医生拿出药棉花帮我把鼻子堵上，并让我头朝上靠在座位上，还给我吃了一片不知是什么名字的药。

    列车开动后我们才听说，和我们打架的是锦州铁路二中的学生，因为他们学校离车站很近，就隔着一道墙，他们是跳墙过来看热闹的，都是年轻的学生，不知怎么就从吵架变成了打架。这件事不是很光彩的事，却让我看到，远离家乡的青年学生是多么地团结，遇事能挺身而出，互相帮助，表现出天津人的一种抱团精神。不过我从这次打架中也得到了好处，因为鼻子出血，随队医生帮我处理完了后，就找带队的负责人，安排我进了卧铺车厢，就这样我在卧铺上睡了一夜。这要比其他同学在车厢硬座上坐着，东倒西歪地睡一夜强多了，或许这就叫因祸得福吧。

    8月29日早晨，列车到达了离天津1500里之外的内蒙古哲里木盟（现改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所在地——甘旗卡。这里是赫赫有名的科尔沁草原的腹地，但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没有一点传说中的科尔沁大草原的景色，看不到蒙古包，也没有一点城镇的感觉。眼前只有旗政府、政府招待所、医院、供销社等为数不多的砖瓦房，更没有楼房了，其他的是低矮的“干打垒”或是土坯房。没有柏油马路，全是沙石路，满马路走的也都是马车、牛车或轮式拖拉机，见不到汽车，听说只有旗政府有几辆吉普车。

    当地政府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特意给我们安排到了当时条件最好的旗政府招待所。在旗招待所等待分配的两天里，事后回想起来，才知道我们当时是受到了最好的招待。记得在招待所吃的第一顿饭是馒头，可能是全麦粉的缘故，蒸出来的馒头没有馒头样，又黑又黄，吃起来干涩难咽，同学们很多是咬了几口就扔掉了，回到寝室再找从家里带的东西充饥。这件事，让我很长时间想起来都感惭愧，辜负了当地人对知青的一片心意！记得有一次我们去食堂吃饭，看到的主食不认识，在天津没见过，很白很白，颗粒比大米大很多的一种米饭。大家很惊奇，都争着去盛，等吃到嘴里才知道是白玉米做的（当地叫“大茬子”饭），刚吃头几口还可以，越吃越不愿意吃。据当地人说，以后我们就要习惯吃这种东西，而且还不是经常吃，这种饭在当地算是很好的饭了。以后几顿饭就是在天津不常吃的小米饭和大米、小米一块做的“二米饭”，知青们当时对这些饭都是不习惯，基本没吃多少，有的同学只要嫌不好吃就倒掉。现在想起来我们这些孩子多么地不知足，多么地娇气，这些体会在没过几天分配到生产队后就都感受到了。

    我们学校一起来的同学中，有11名同学（七男四女，其中四名男生是我们同班的）被分到了铁牛公社三义甸子大队，其他同学分配到了茨藤大队。8月30日一早，大队来了2辆马车，接我们到插队的生产队去。赶车的一个是三义甸子生产队队长的弟弟，一个是老营房生产队的丁大爷。这里的马车都是四匹马拉的，比我们以前见过的马车马匹多，赶车的鞭杆也长，大约能有一丈来长。旗知青办的领导和大队来的领导交待一番后，就招呼我们搬行李，上车。大家在城市里从来没坐过马车，第一次坐马车都感觉很新鲜，我们很高兴地就上了车。队长一路上对我们很照顾，生怕我们掉下去，一再嘱咐要注意安全。他还时不时地给我们介绍生产队的情况，全村四十多户，有牛群、羊群和草甸子等。这里是半农半牧地区，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大草原。地理位置在内蒙古的边上，尤其是三义甸子生产队紧挨着辽宁省，地挨地，从村子到辽宁地界只有三里地。一路上对这个队的基本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在说笑声中马车把我们拉到了离甘旗卡大约三四十里的三义甸子生产队，安排到了早已为我们盖好的知青点里。

我们的到来，使小村子一下子热闹起来。全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围着我们看热闹。尤其是小孩们，他们没看到过大城市的人长什么样，觉得什么都新鲜。其实我们也是一样，一脸的阳光，一脸的灿烂。大队书记侯国范和大队长张义都年过半百了，对我们的到来很是欢迎，介绍完村里的情况后，鼓励我们要克服困难扎根农村，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他们对我们的生活也分外关心，嘱咐我们有什么困难就找他们，大队会全力帮助解决的。书记和队长的话让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孩子们感到很温暖，很亲切，尤其是乡亲们的热情劲，使我们感觉到就像回到了家，一点也没有陌生的感觉。

二

我们知青点，坐落在村子北边，共有四间坐北朝南的土坯房，房后就是像一堵墙似的大沙坨子，很背风。我们知青住的房子比当地人住的好多了，房子的墙是土坯垒的，房顶上的梁和檩子都是很好的松木，满房顶都有椽子，铺的都是用芦苇编的苇箔，窗户下半部分是玻璃的，上半部分是用窗户纸糊的。因为经济的原因，当地人的房墙基本上都是“干打垒”的，也很挡风，房子前后沿上才有椽子，房顶上铺的基本都是用柳条编的箔，窗户基本都是窗户纸糊的。

    我们男知青分住在西边的两间房里，女知青住东边那一间，中间隔着一间厨房。男女宿舍屋里靠北边一面都是火炕，我们的行李在炕上摆了一溜，带来的箱子都用木棍架在靠窗台的南面。这里没有电，晚上也就没有电灯，乡亲们都是点没有灯罩的煤油灯，我们知青用的是带罩的煤油灯，当地人叫“保险灯”，比一般的煤油灯亮堂点。不过煤油烟还是不少的，能把屋子熏黑，每天早晨我们的鼻子眼都是黑的。不管怎么说总算安了“家”了。队里专门给我们安排了一名做饭的大师傅，他虽然有四十多岁了，因为在村里的辈分小，所以我们都管它叫“鲁二哥”，吃饭问题不用我们操心。

    没来之前我们都憧憬着内蒙古大草原的美好风光：蓝蓝的天空下，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草原，牧场里有数不清的马群、羊群、牛群在自由自在地吃着草……。我们还能不时地骑上快马在大草原上驰骋，那该是多么美好的景象啊！可实际并不是这样，这里是半农半牧的地方，没有大片的草原和牧场，有的只是一座座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沙坨子，坨子上稀稀拉拉的长着几棵树，长着不多的只有沙漠才能生长的草。脚踩上沙坨子，鞋里就进满了沙子，走几步就得把鞋里的沙子往外倒，不然就灌满了，别说走路，抬脚都困难。只有较平坦的地方才有农田以及小片的草甸子，和当时科左后旗知青办的负责人在天津讲的大相径庭，但这里的确有蓝蓝的天，白白的云，不过还是使我们感到些许失望。面对现实，我们也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了。我们坚信，在这里也一样可以“战天斗地”，同样是“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只有我们来适应这种环境啦，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想法。

    三义甸子大队共有三个生产队，三义甸子是一小队，老营房是二小队，柴家坑是三小队，呈三角状排列。每个生产队相距大约三里地的样子，大队部和村小学都设在三义甸子生产队。大队长张福勤的家在三义甸子生产队，书记侯国范的家在柴家坑生产队，民兵连长王起禄的家在老营房生产队。这个大队是铁牛公社最西边的大队，离公社所在地西里大队十多里地，公社有卫生院、供销社、储蓄所、兽医站等。这个公社是个比较小的公社，由西里、茨藤、杨家、马架子、三义甸子等八九个大队组成。据当地人讲，铁牛公社这个名字是有来历的。1948年在解放这块地方的时候，牺牲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名字叫洪铁牛，后来为了纪念他，成立公社时就叫铁牛公社了。

    我们知青下乡第一年吃的粮食是国家按定量供应的成品粮，以玉米面为主，其中每月有10斤细粮（大米或白面），另外就是少量的小米、高粱米，玉米茬（当地叫“大茬子”），这比当地农民吃的可好多了，一年过后就和当地人分一样的原粮吃了。实际原粮更好吃，都是新收下来的新鲜粮食，这点就比城市人吃的粮食好多了。如秋天新收下来的玉米，不论是玉米面还是玉米渣都非常好吃。尤其是新的白玉米面做的发面饼子，一面是金黄的嘎巴，吃在嘴里甜甜的，比面包还棒。

    生产队菜园子种了不少的菜，按时分给每家每户，我们知青也算一户。秋天的菜品种多，有豆角、茄子、西红柿、芹菜、旱黄瓜等，还算可以。冬天主要就是土豆、大白菜和萝卜了，显得很单调。为了好存放，当地人有冬天用大白菜积酸菜的习惯，就是把白菜放在大缸里发酵，酸了以后再吃。据说这是东北冬季的主菜。

    在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在=城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紧张，但我们这里的乡亲们却忠厚善良，对人实实在在，说话也直来直去。村子人员的构成也不复杂，基本上都是沾亲带故。三义甸子生产队以王姓居多，他们是村子的大户，同时掌握着生产队的大权。老营房生产队也是王姓居多，但和三义甸子的王家不是一家，也掌握生产队的大权。柴家坑生产队就没什么大姓了，主要有侯姓、何姓、柴姓等。

    这里的乡亲们对我们知青特别热情，我们到任何一个乡亲家都可以随便吃喝。遇到杀猪宰羊了，他们都会叫我们去吃饭；我们的衣服破了，不论是哪位大妈或大嫂看到了都会帮我们缝补，从不拿我们当外人看。生产队长怕我们的伙食不好，告诉管菜园子的，只要我们没菜吃可以随时去摘。他还经常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我们也是队长的老妹妹家的常客。队长的老妹夫就是给我们知青做饭的大师傅“鲁二哥”的弟弟，我们都管他们叫“老姐”、“老姐夫”。有时我们想吃什么了，“老姐”就给我们做什么，她家的东西以及生产工具只要你需要就可以随便借用，真是亲如一家。其他的乡亲也一样，下乡不长时间，我就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他们知道我们远离家乡，离父母又远，所以不论在生活上还是在生产中都非常照顾我们。时间一长，我们知青和乡亲们也建立起了感情，谁家有困难我们都会积极地想办法去帮助。

    村子里有一家是特困户，俩口子都有病，孩子又多，生活非常困难。他们家的房子是全村最低矮的两间土房。男孩快到上学的年龄了，没钱买衣服，夏天，身上一丝不挂，光着脚在村里跑。女孩穿的也是破破烂烂，夫妻俩个人才有一条囫囵裤子，谁下地干活谁穿，没事的就在炕上围着一条破毛毯，不敢下地。屋子里白天进去都漆黑一片，呆上老半天眼睛才适应，才能看到东西。炕上说是有炕席，一小块一小块的拼凑着，和没有区别不大。棉被是几个人一条，而且早已露出棉花了。此情此景我们知青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我们把自己的衣服、从家带来的食品、药品时不时地拿出来送给他们，他们对我们是千恩万谢，感激不尽。可是救急救不了贫哪。实际我们这点帮助也解决不了大问题，我们倒是不以为然，觉得对贫下中农就应该这样，只不过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内蒙的秋天来得特别早，下乡第一年的9月初，这里的天气已经没有夏天的感觉了，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田里的庄稼就等着秋收了，草甸子上的草这时已经成熟了，正是打羊草的好季节，乡亲们都在做着打草前准备。

    记得，刚到生产队的第二天（1968年9月1日），因为新奇，我们要求干活的情绪很高，很想快点和乡亲们一起到地里干活去，和生产队长说了以后，队长很爽快地答应了。在此同时，生产队也给我们买来了打羊草用的鐥刀和鐥刀杆，由生产队长派人帮我们按好工具，简单的介绍了打草的要领，大家都很兴奋。

    转天，也就是9月2日天一亮（这里没有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吃过早饭，我们全体知青和当地乡亲们一起下地了，正式开始了我们的知青生活。草甸子离村子有2里地远，看上去草甸子虽不大，倒还很平整，这在城市也是见不到的。面对这草原景象，心情十分舒畅，草甸子上五颜六色的野花正在开放，有“野菊花”、“鸽子花”以及叫不出名字的各色野花。女知青们欣喜若狂，争着去采山花，闻闻还很香。草甸子虽然面积不大，但一刀下去打到头也有一里地长。我们拿出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学着社员的样子，模仿着干了起来。毕竟我们是从城市来的，别说我们干，就是看也是头一次，鐥刀在我们手里说什么也不听使唤，就是把草打下来了也是长短不齐，而且留的草茬是高矮不一，很不好看。我们看着社员们不太费劲地抡着鐥刀，一步一步整齐地往前打着草，心里很是佩服。这时队长专门派人过来给我们指导，教我们怎么往右面打，怎么往左面打，怎样才能擎住刀不让刀头往土里扎。同时又教我们怎么磨刀，刀怎么才叫磨快了，怎么看刀刃等等。你别说，这方法还真管用！时间不长大家就掌握得差不多了，但是速度还是比乡亲们慢很多。我们一个跟着一个往前打着，干得正来劲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有蛇”！把我们几个知青都吓得够呛。对我们来说在天津是很少看到蛇的，不免有些慌张，我们就硬着头皮胡乱的用鐥刀你一下我一下的乱打，总算人多势众，把蛇打死了。乡亲们说，他们一般不打蛇，只要不是毒蛇就不要管它，把它挑一边就行了，可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毒蛇呀，还需要慢慢的学习。太阳快下山的时候，队长招呼大家收工，估计这一天工作有15个小时以上，第一天干活就是这样在学习中度过的。生产队实行工分制，一个男劳力上一天工10分（相当于一元钱），妇女8分，我们知青因为刚开始学，还不能完成一个男劳力的工作量，所以就给8分，和妇女一样。不过我们还是挺高兴的，总算能自己养活自己啦。

    回到“家”后，大家都累得不行，往炕上一躺，晚饭都不愿意吃了。刚开始干农活是肯定觉得很累，老农说干时间长了，“顺过架”就好了。这时我们才感到农民的辛苦，粮食来的是多么不容易，想起了在旗招待所乱扔粮食的情景，真是后悔。

    秋收的季节来到了，这也是一年当中比较忙的季节。人们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地去地里收割各种农作物，我们知青也加入到了这个秋收的大军里面。可以说收割庄稼是农活里最累的，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一猫腰割起来就要到头，中间不休息，只有到了地头才可以喘口气，对于我们城市来的知青来说是个比较大的挑战。虽然天气还算凉爽，但一干上活后汗水就把全身都湿透了，不可能每天都洗衣服，弄得上衣后背都是盐碱的白色痕迹。年轻人干活又不管不顾，衣服上刮的都是口子，比较勤快的、尤其是女知青，下工后抽时间还要缝补衣服。男知青都比较懒，不是找人缝就是凑合着穿，腰里系一根武装带或麻绳，远看和当地农民别无二致，真算是“打成一片”了。

    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割高粱和谷子。高粱秆较高，割下来后要攒成堆横放在地上，所以割高粱时每人要把着八条垄一块往前割，不但要割下来，地上留的高粱茬子还要短。因带着高粱头割，割下来后抱在怀里是很沉的，我们的年龄又都不大，相对力气也小，感觉很是费劲。不但要割整齐、放整齐，随时还要注意安全，因为镰刀很锋利，不小心割破手指是常有的事。割谷子就不同了，割高粱是站着割，谷子长得相对较矮，就只能低头猫腰割了。一般谷子地都比较长，有的一垄地有一里多长，时间久了，腰疼得实在受不了，割一段就要站起来直直腰，有的女知青实在受不了，就跪着割，一点一点地跪着往前挪。等到收工时，就只剩下我们知青的活没干完，大伙就你帮我我帮你，一起往前赶。有的男知青干完自己的活后，就马上去帮助女知青，团结协作的精神可见一斑！

    记得有一天，在割谷子的时候，有个女同学一不小心，把腿割了。伤口正在膝盖处，肉都往外翻着，和小孩嘴似的，血不住地往外流，我们着实吓坏了。转过神来，大伙慌忙跑过去用手绢帮她包上伤口。生产队长也赶紧派一辆马车，和全体女知青一起将她送到了公社卫生院，缝了十几针。后来这位女同学休息了好长时间，才能下地走动，耽误了很多工，因为农村是没有工伤这么一说的。

    还有一种农活干起来虽然不太累，但比较受罪，那就是当地话叫“扒苞米”。这里收玉米的办法是先把玉米割倒，堆成一小堆一小堆的，都割完了以后在地里再一堆一堆的扒玉米皮。等扒玉米皮的时候已经是秋末冬初了，这里的天气已经很冷了，每天早晨玉米堆上都下一层霜。我们都穿上了棉袄、棉裤，每人拿一个用竹箆做的玉米阡子到玉米地里“扒苞米”。一开始还不觉得怎么样，慢慢的手就干裂了，尤其是每天早晨手沾上了霜以后疼得要命。手上裂的口子一个一个的有十几个，我们有的用布条缠上，有的就用从家带去的橡皮膏沾上再干，时间长了双手发肿发胀，手指都不能回弯，吃饭端碗都要加小心，筷子也使不了，只能往嘴里划拉。就这样起早贪黑地干，有时还完不成任务，还要扣公分。虽然这么辛苦，当时我们没有一个叫苦的，觉得这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就是对我们知识青年的改造，只有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充分的表现出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决心。

    虽然白天干活出了不少汗，但这里没有洗澡的条件。当地人基本不洗澡，可我们就不行了，不洗澡身上都是粘的，没办法，只好用烧饭的大锅烧开水，用洗脸盆打点水擦身子。大伙轮着洗，轮着放哨，怕有外人进来，基本每天如此。当地人对我们的做法很不理解也看不惯，说我们时间长了就不这么爱干净了，每天干活都很累，下工后就没精神洗了，也许他们说得对。在农村生活不像在城市，是不好处处都讲卫生的，太讲卫生了，连饭就也别吃了。他们当地人身上基本都长虱子，这就是不常洗澡、不常换洗衣服的关系。我们都十分害怕被传上，但没有办法，整天和他们在一起干活，一起开会，慢慢的身上也长了虱子。刚开始身上叫虱子咬得不行，咬得满身都是疙瘩，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们就在煤油灯下围成一圈摘虱子。我们知青点的户长，对个人卫生就不在乎。他有一件黑色的“弹力衫”，在里面套着不经常洗，有一天他脱下来一看，白花花的都是还没变成虱子的幼虫——虮子。弹力衫上有缝的地方都长满了，根本就没办法摘，在大家的嘲笑声中，他直接就把弹力衫扔到了火炉里了，我们都听到炉子里噼噼啪啪的响声了，这件事成了以后大家的笑谈。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每人回天津时，到家后第一个任务就是进澡堂洗澡、换衣服，脱下来的衣服要用开水烫好几次，生怕带回家后传给家里人。

    来到这里后，我们人人都有一个愿望就是学会骑马。虽然队长怕出危险，很不情愿让我们练，但架不住我们年轻人的好奇心，不让明着学，我们就偷偷地找人在背地里练。当地有句顺口溜：“马骑前腿畔，驴骑屁股蛋，骡子骑当间”，我们就按照社员教的这些经验分头去学。女知青都没学会，只有我们男知青学得还不错，但也受到了一定的痛苦。在草甸子上骑马，摔下来也不至于受伤。没了这种后顾之忧，大家伙练得分外卖力，进步也非常快，但我们忽略了马鞍子的作用。刚开始时怕我们掌握不好要领摔下来受伤，当地人就不叫我们鞴马鞍子，只在马背上铺一条麻袋，这样掉下来不会让马拖住。虽然是为我们好，但我们的屁股都让马背给铲了，屁股两边掉了一层皮，都露出了嫩肉，那时相当的疼呀。当地人说，必须要有这个过程，等磨出茧子就好了。经过漫漫的磨练后，我们男知青基本都学会骑马，虽然不能驰骋在大草原上，也可以驰骋在广袤的荒原上了。骑马的感觉和坐车就是不一样，既惊险又刺激，还有一种征服者的自豪感。

    下乡后的第一个冬天来到了，这里的冬天很长，大约到清明才能脱棉衣。天气比天津冷多了，白天都在零下十几度，晚上就更冷了，能到零下三十多度，而且每天都是大风呼啸，冬天很少有不刮风的时候。我们不但穿上了棉衣、棉裤，还不论男女每人买了一顶皮帽子，我买的是兔皮的，没有这些“装备”是出不了屋的，当地人有的还穿上了羊皮大衣呢。这里冬天下雪的日子很多，一下雪，天儿就更冷了，大风刮着雪花，呼呼的赛牛叫一样，虽然我们都买了“大头鞋”，可有的知青还是把脚给冻了，每天晚上都要用辣椒水泡，算是缓解一下痛苦。下雪下雨就是我们的休息日，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洗衣服、补袜子和给家里写信。那时没有娱乐活动，连收音机都没有，显得有点枯燥。

    冬天对于当地人来说，可是收获猎物的好季节，尤其是下过大雪以后，天气晴朗，村里的男人们就忙了起来，准备好马匹和猎枪去“打围”。有些半大小子虽然没有马骑，没办法参加打围，纷纷准备用细钢丝做的“套子”、“大夹子”，就三五成群的上山去下“套子”和“夹子”，第二天早晨就可以去遛“套子”了，虽然套住和夹住的都是些山鸡和“沙半鸡”之类的，那就很满足了。“打围”的人们吃够早饭后，就互相招呼着骑着马集合到一块，同时也要带上几只狗，这是打猎离不开的朋友。因为这里不是牧区，野物的品种不算多，山上山鸡、野兔就算多的，狍子、獾子和狐狸不多，运气好就能碰到。到了比较开阔的地方后，上年岁的人凭经验指挥着大家跑到四周，围成一个大圆圈，然后呐喊着共同往中间圈，这时由于野禽受到惊吓，山鸡、野兔就会慌张的蹿出来，这时，人们就拿着猎枪带着狗去追赶。见有野兔蹿出，狗就发挥了作用，狗抓野兔是很有经验的，也很聪明，它可以跑到前面拦截野兔。如果运气好碰到了狐狸、獾子什么稍大一点的猎物，大伙会齐心协力的追赶，这时就看谁的枪法好了，这也是比枪法的时候，谁也不甘落后，狩猎场上你追我赶，喊声震天，好不热闹。每次满载猎物回来后，不论是打到猎物的还是没打到猎物的，大伙都是喜笑颜开，这就是这里的人们冬天最快乐的事。

    临近入冬的时候，生产队为我们储备了很多过冬的蔬菜，基本就是大白菜、土豆、大萝卜“老三样”，做饭的大师傅和我们知青点的女同学一起也积了几缸酸菜，当地人家家如此，虽然品种不多，在冬天里，每顿饭能有菜吃就不错了。

    这里基本上是用火炕取暖，因为火炕连着灶台，每天做饭时就把炕烧热了，当地人每间屋里还有一个火盆，就这样过冬。一开始我们可不习惯，炕虽然很热，也抵挡不住冬天的寒冷。前半夜热，后半夜凉，下面热，上面凉，一夜两季节。没办法，每天睡觉时我们都把棉帽子戴上，有的怕冻鼻子，还戴上了口罩。虽然我们在屋子里用砖砌了一个土炉子，按了几节烟筒，但这里没有煤，只能烧些玉米骨头、木头疙瘩，等睡着了炉子也就灭了，屋里还是很冷。每天脸盆里的水都要倒干净，不然到第二天，就都冻成了冰。早晨窗户上结满了霜，很厚很厚，一点也看不到外面，每天起床就和上战场一样，大家都是哆哆嗦嗦飞速地穿衣服，不然就会冻着的，因为这时屋里的温度已经都到零下了。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土炉子的火升起来，屋里稍微有点热呼才能洗漱，每天早晨都觉得时间不够用，因为队里干活是不等你的。

    冬天这里吃两顿饭，上午大概在9点左右，下午大概在3点左右，早晨不吃饭就出工，干一阵活后再回来吃饭。冰天雪地的也同样要出去干活，每天出门时，我们都是全副武装，干活觉得很笨重，就也挡不住刺骨的寒风。冬天生产队里活不多，主要是打场，送公粮和捣粪，当地人每家还要“上山”打做饭用的柴草以及给所养的牲畜准备羊草。冬天我们知青一般干的就是打场，这里没有机器，全靠人工，用“悠荡棒子”打玉米。我们分成几个小组，干一阵被替换下来后，还可以到看场的小土屋里暖和暖和，这也是生产队照顾我们吧。我们干得热火朝天，到感觉不到有多冷。看着金灿灿的玉米堆得像小山似的，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我们和大家一样也是美滋滋的，忘记了天气的寒冷。

    冬天这里的风雪是我们从来没见过的，大风裹着雪花和沙子，让人站不稳又睁不开眼，这里人叫它“大烟炮”、“白毛风”。要是夜里下大雪，早晨雪能把门给封住，开不开门，只得从门里用小铲自门缝处一点一点地挖，门才能慢慢地被打开。

    有一天，大雪从白天一直下到晚上，同时刮起五六级的北风，大风刮的雪能到窗台那么高。我们屋子里怎么烧火也不暖和，也不知是谁心血来潮提议说，这么冷的天儿，不如去喝点酒，大伙都积极响应。我们每个人都全副武装，把能御寒的衣服都穿上，腰里扎上了武装带（文化大革命时一般都有，我们也都是从天津带去的），戴上皮帽子，都捂得严严实实就出门了。我们公社小，没有饭店，只有离我们有30里地的常胜公社才有饭店，要想喝酒只有去常胜了。我们走的时候风雪都小多了，天上有月亮，因为是向东走不是顶风，也因为天气冷的关系，我们连说带笑，上了公路后走起来很快，大约有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到那一看就傻眼了，没有一处是开门的，都关门了，当时也不知道几点，看到一个饭店就敲门，不一会有人开门了，说是已经下班了。我们好说歹说总算让我们进去了，一看表，已经晚上八点多了，怪不得大街上的店铺都关门了呢。这位开门的正好是这个饭店的大师傅，还算我们走运，听说我们是从30里以外的铁牛来的，又顶着大雪，答应给我们做几个菜喝酒了。那时的饭店也没什么好吃的，再说已经收工了，店里的菜也不多，就给我们炒了三四个菜。我记得有肉炒土豆片、肉炒酸菜、炒鸡蛋、花生米等，因为冬天这里实在没什么菜，但也比我们平时吃的强多了，好歹见到几块肉啦，总算是开了荤。我们几个人围着火炉连吃带喝起来，其实我们都不会喝酒，只是瞎胡闹，没喝多少菜都吃没了。一看表都快十一点了，还要赶三十多里路呢，大家赶紧起身告辞。因为喝了酒，在回来的路上也没感觉冷，胆子也大了，还是一路上说说笑笑的。这里村子与村子之间很远，大部分路途都在荒郊野外，时不时地就听到嗷嗷的狼叫，狼嚎声在夜深人静的雪夜传得又远又吓人，我们不由得都加快了脚步。

    下了公路后，还有三里多的小道才能到家，这是最不好走的路了，因为在下雪的同时也刮着大风，公路上基本没什么雪，可小道就不同了，几乎都让雪给埋上了，我们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光顾说笑了，我一不留神，就感觉眼前一黑，迷迷糊糊地就掉进了一个有一房深的大雪坑里。脑子一片空白，可能是求生的本能吧，我当时两手胡乱划拉，就想抓到什么东西才好。等我平静下来一看，还好，没被雪给埋上，往上爬了几次都失败了，只有等着救援了。其他人都让我给吓坏了，不知怎么才能把我弄上来，我只听他们在那乱吵吵，当时手头又没有绳子，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时有人提议，我们不是都扎着武装带吗，把武装带接到一起不就是绳子吗？这主意不错，大家七手八脚地忙活起来，总算把我拉了上来，大家闹了一场虚惊。这时都忘记了害怕，也忘记了冷，吸取刚才的教训，每人都找了一根树枝，一是当拐棍，二是探路，小心翼翼地往家赶，到家时已经是后半夜了。

    随着运动的深入，这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每天晚饭后不管多累，都要去队部开会，学习文件，搞大批判。同时开展了跳“忠字舞”，上至七十多岁的老人，下至几岁的小孩，都要学会跳，知识青年在此发挥了作用，不论田间地头，还是晚饭后，只要有时间就带领当地的人们一块学跳“忠字舞”。在此同时，每家每户在吃饭前都要向着毛主席像高呼：“祝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我们知青点当然也不例外，不然就不准吃饭，从这点就可以想象，当时的个人崇拜到了何种程度。慢慢地，知青当中有点文艺天赋的被公社选去当上了宣传队员，排练革命样板戏、革命歌曲和毛泽东语录歌曲，到公社的各个大队演出，因本来农村就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其它文娱形式又都被取缔了，所以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

    当时内蒙地区正在批判所谓的以乌兰夫为首的 “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我们这里也积极地行动起来，因这里是汉族地区，不像蒙族地区搞得那么激烈。每天开会就是传达上级下发的有关所谓“内人党”的滔天罪行的资料和批判文章，虽然干了一天活都很累了，但大家的情绪还很高，没有敢不开会的，不然就会上纲上线，受到大伙的批判。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这里更是每天都传达上级的文件，传达完还要展开讨论，每天都要到后半夜才散会。一开始大家还真弄不明白，“副统帅”怎么说叛国就叛国了呢，尤其是这些朴实的农民。当然，我们知青还是理解得比较快，很快就认识到了中央各种思想斗争的复杂性。经过很长一段文件的学习，又有我们知青的讲解和解释，老乡们的脑子才转过弯来，渐渐地也就认识到了林彪篡党夺权的野心。

    可以说，在下乡这几年几乎每天都开会，因为都没有表，不知会议开到几点了，估计也能到半夜，真是每天起早贪黑，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从此我养成了起早的习惯，直到现在。

    新年前后是送公粮时候，卖了余粮好分红。这是农民一年中最快乐的日子，一家老小就指着这些钱安排一年的生活呢。我们知青也分到了工钱，因为我们第一年干活的时间少，每人分了一百元左右，就这点钱我们还是很高兴的，有了这些钱就可以回家过年了，不但有了路费，还能给家里买点礼物，我们总算自食其力了。

    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1969年的春节，我们是回天津过的。家里的父母看到我们回来过年了非常高兴，问这问那，生怕我们受苦。我们基本是报喜不报忧，就怕父母不放心。我们把在天津没见过的、没听过的新鲜事讲给他们听，他们感觉我们下乡的地方还不错，人也长大了，也知道照顾自己了，他们也就都放心了。

    可能是经济的原因吧，那时不讲聚会，我们只是年后大家到一起去市里购买一些需要带回去的东西。我们一起去了当时天津的“三大商场”，就是劝业场、中原公司、百货大楼，因为这里的商品最全。我当时也奢侈了一回，花了八元钱买了一双皮鞋，这在当时是很贵的了，那时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才十元钱。给我印象较深的就是一个同伴在百货大楼花了七元二角，买了一盒当时最好、也是最贵的烟——中华烟，这是那个时期唯一带过滤嘴的烟。不论会吸还是不会吸烟，我们每人都尝了一支，比过年还高兴。

    为了给当地领导一个好的印象，我们在家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回到了生产队。内蒙的冬季长，春天来得比较晚，生活越来越艰苦，主要是在这个季节冬天贮存的菜已经吃完了，因为春天也还冷，没办法种蔬菜，所以春天是没有蔬菜可吃的。农民们都是吃咸菜，大葱、大蒜蘸酱或用黄豆炒咸盐豆吃，生活好一点的可以时常地吃到炒鸡蛋。我们知青就惨了，吃的是乡亲们送来的咸菜、大酱，有时也炒咸盐豆，大伙也吃不惯。实在不行就吃从家里带来的挂面、白糖、麻酱什么的，以解燃眉之急。这里买不到佐料，只能白水煮挂面，放点盐将就着吃。白糖用来拌小米饭、大茬子饭或蘸玉米饼子吃，虽然白糖是甜的，但这种吃法吃长了也不好吃了。没有蔬菜吃的感觉很苦，因为气候的原因不能种，而且还没处去买，春天的生活是一年当中最苦的。

    春耕之前的活不算多，村里年轻力壮的都在积肥，就是在牛圈刨糞，为春耕做准备，这种活儿是年轻人干的，我们知青也参加了进去。因为冬天天短，每天干活的时间虽不长但不轻松。牛圈里弥漫着难闻的气味，冬天气味还小点，慢慢的也就习惯了。牛圈里的牛粪和地面都冻到了一起，每人挥着有二十来斤重的铁镐，和当地的年轻人一样大干起来。那是天寒地冻的季节，一镐下去一个白丁，冰碴四溅，一不小心还要崩到嘴里。刚开始因为没有巧门，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也刨不动，我们就虚心的向他们请教，渐渐地也就有了窍门。虽然大冷的天儿，干得都出汗了，还累得够呛，可一天的成果并不多，我们十几个人的劳动所得，也就能供四辆马车装的，看来干什么也不容易。

    为了给来年做准备，1969年的冬天，公社组织兴修水利的劳动，我就被公社从生产队抽去了，参加测量河渠的工作。公社测量队一共才不到十个人，就我一个知青。测量队又分成了三个小队，我被分到了第一小队，共三个人，我们的头头是公社水利站的技术员，他人很好，工作的河段在茨藤大队，也就是我们大队的邻居。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工作，什么也不懂，刚开始只叫我扶标尺杆，一天要跑十几里路，总的来说不算累。我们住在社员家，吃饭是派饭，轮着在社员家吃。轮到哪家，那家就会把家里能拿出来的好吃的都拿出来，我们深受感动。技术员看我还算聪明，没过几天就教我计算土方，扶标尺的任务就叫当地生产队出人干了。虽然在学校也学过代数、几何，但实际运用中还差很远，技术员很耐心地教我，从不嫌麻烦，时间不长我就掌握了这门技术。在实施挖河的过程中，按照我提供的数据基本没出什么错，公社领导很满意，通过这次锻炼，我又学到了一门知识。

    回到生产队后，我们知青已经分家了。为了把我们的生活照顾得更好一些，大队决定把集中在三义甸子生产队的知青分散到三个生产队去。我们男知青分到两个小队，我和另外三个男知青分到了柴家坑生产队，其他的留在三义甸子生产队，女知青分到了老营房生产队。

    这一年的夏天，国家出台了一个新的知识青年下乡政策，知青的弟弟妹妹可以投靠到知青所在的地方下乡。我大妹妹也被要求下乡，父母考虑到妹妹岁数小，又是女孩子，远离父母总是不放心，碰巧当时国家有这个政策，也来到了我所插队的三义甸子大队，和妹妹同时来我们大队的还有另外三个知青的弟弟妹妹，我妹妹被分到了老营房生产队。过了没多久，为了照顾妹妹，我也来到了老营房生产队，因队里只有我一个男知青，就把我分在生产队的队部住宿。

   每年的6月，地里的玉米苗长到有十几公分高了，到了铲地季节。对于我们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在农活里也算个苦差事，真正体会到了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的感觉。天还没亮，“打头”（带领大伙干活的小组长）的就敲响了上工的钟声，等我们从炕上爬起来，急急忙忙地洗完脸，到生产队去报道时，“打头”的已经走很远了，到了地头，“打头”的已经干上了。我们刚开始还使不好锄头，一边学一边干，速度很慢，可是“打头”的不管我们只管自己往前干，我们只有加快速度赶，累得我们浑身是汗，腰都直不起来了。因为速度慢，每天收工后我们还没干完，我们几个知青总是最后回家，等我们往家走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一个个灰头土脸的，像散架了一样。等我们到家，早干完活回家的可能都吃完饭了。

    记得有一次，我们觉得刚睡着不多时，就听到了敲钟声，大伙也不知道几点，稀里糊涂地就起床了，到外一看，天很黑，不管怎样也得跟着“打头”的走呀。我们一个个懒洋洋的，慢慢悠悠的，像是要睡着了似地往地里走，等到了地头一看，地上坐着不少人了。怎么没干活呢？我们很纳闷，一问才知道，天黑得连地里的苗还看不着呢，估计这时也就半夜二、三点钟，大伙都很生气，怪“打头”的出工太早，可也没办法，不能全怪他，谁叫没有表呢。 “打头”的很不好意思地说：“以后我会注意的。大伙先抽袋烟吧”。乡亲们有的抽烟，有的靠在大树上休息，我们年轻人实在是困得不行，也不管地上脏不脏，躺地上就又睡上了，这简直是现实版的“半夜鸡叫”啊。

    要说农活也不全是又脏又累的，也有比较清闲的。有一年，我在柴家坑生产队时，队里就派我去和几个年龄较大的老乡去种瓜地。这活虽然不累，那可是技术活，不会侍弄就没有收成。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不会就问，老农看我的态度虚心，就手把手的教我，一学才知道，敢情种西瓜、香瓜还有不少学问。比方什么时候间苗，怎么留蔓，怎么掐尖等等都有讲究。老农一点点的教，我就一点点地学，在种瓜的过程中，掌握了很多以前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也得到了老农的肯定。种瓜虽不像种大田那么累，一天浑身是汗，但也是一天到晚都要在瓜地里忙，不能闲着，天气越热越要在地里干掐尖的活。通过自己的劳动，看着地里的西瓜、香瓜渐渐长大，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这里的瓜成熟的比较晚，九月下旬西瓜、香瓜才进入成熟期，这个阶段是我们最清闲的时间，每天的任务就是卖瓜和看瓜。挑瓜的学问也不少，一开始很不顺，挑的瓜不是生就是熟透了，受到买瓜客人的讥笑，买瓜的一来就找老农给挑瓜，不愿意让我给挑，这使我很是恼火。通过老农的指点，才知道挑瓜要通过“看、听、敲”，才能确定瓜熟没熟，这些都是老农的经验。我按照他们教的就在地里试，然后找老农请教，就这样一点点地学，老农们把经验毫无保留地向我传授，在实践中我基本掌握了这门知识。

在插队的三年多，我们大队的每个生产队都住过。所有的农活基本上都干过了，最苦最累的要数铲地、割地、扒苞米了，那真是像当地人说的，累得恨不得每天晚上拽着猫尾巴上炕。不过也有比较轻松的，如种瓜地、看青等。我还学会了驾驶农村的各种车辆，如马车、牛车、驴车，并且学会了骑马。我觉得这几年苦是苦点，但农村这块热土也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城市孩子，锻炼成了一个不怕艰难困苦的男子汉，这是我人生中最宝贵也是最大的一笔财富，这段经历肯定会影响我的一生，也真正地影响了我的一生。影响我一生的当然还有病痛，由于吃饭不注意，冷一口热一口的，落下了胃病。又因当时岁数小，干活累，造成了腰肌劳损和关节炎，直到现在阴天下雨有时还闹腰腿疼。

   1971年的秋天，不知从哪里传出了知青可以被选调到工厂当工人了，知青们议论纷纷，找大队领导打听情况。过了没多长时间，大队就召集我们知青传达了上级有关知青选调的精神，大家高兴的就别提了。高兴归高兴，但那时我们的觉悟还是很高的，每个人都做好了晚选调的准备，尽量让别人先走，自己后走，互相谦让，这说明我们知青的感情是多么的深呀。经过生产队推荐，大队评议通过，我成了我们大队第一批选调的幸运儿，在全公社来说可能是第二批。全体知青都替我高兴，他们也盼着能早日被选调，总不能一辈子都当农民吧。11月我收到了报道通知，这时才知道我被选调到科左后旗刃具厂工作，“我要当工人了”！要知道，这可是当时最高尚的工作呀，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