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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裂旧观念”的辽宁知青“男一号”柴春泽
作者:本站转载    文章来源:辽沈法律帮    点击数:3751    更新时间:2019/5/25    

“决裂旧观念”的辽宁知青“男一号”柴春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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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柴春泽这个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从五十年代开始,一大批的中学生远离家乡,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就在许多知识青年,被迫接受自己的命运盼望返城的时候,一个叫柴春泽的年轻人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公开拒绝了父亲让他返城的安排,宣称要扎根农村六十年。事情发生在当时的辽宁省昭乌达盟、现在的内蒙古赤峰市。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李伯秋曾经说过,黄帅出来把老师吓了一跳,张铁生出来把教授吓了一跳,而柴春泽出来把老干部吓了一跳。


1、带头下乡 并非自愿


柴春泽既不是辽宁人也不是内蒙古人,他的祖籍是河北省青龙县。1952年,柴春泽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最初他名叫柴贵彬,但因为家中有长辈叫柴彬,于是后来改成了柴贵生。少年时期的他觉得“贵生”这个名字比较土气,于是就给自己改名叫“春泽”,寓意“春天的光泽”。他的父亲柴文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兵。因父亲柴文的工作调动,一家人转移搬迁多次,最终落脚昭乌达盟管辖的县级小市——赤峰市。1969年柴春泽转入赤峰六中就读。1970年5月,赤峰市红代会召开,柴春泽作为赤峰六中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被选为市红代会副主任。1971年他中学毕业时,盟市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最初柴春泽并不想下乡,而是希望当兵。1970年底征兵的时候,他向武装部领导提出了申请,可当年的征兵名额只批准了一个。由于前几届知青下乡安置不到位,处境窘迫,应届毕业生都不愿报名下乡,当时各种关于柴春泽的议论便传开了。


有人说:“他在红代会里积极工作,组织大家做好事,维持交通秩序,为的就是讨得领导的好感,毕业时别人要下乡,他就可以不下乡。”还有人公然叫板:“柴春泽下乡,我们就跟着;如果他可以不去,那我们也不去。”柴春泽去给毕业生做工作,动员他们下乡。别人劈头就问:“你下乡么?你要不下去的话就啥都别谈了。”在这种情况下,市领导分别同红代会的主任、副主任谈话,动员他们带头下乡。于是他率先贴出大字报,提出“横下一条心,扎根在农村,勇挑革命担,志做新农民”的响亮誓言。


在全市红卫兵的注视下,柴春泽走上了带头下乡这条路。作为干部子女,他可以到离家较近的赤峰县下乡。但赤峰六中定点却是翁牛特旗。于是,柴春泽再一次顾全大局,1971年12月,他和赤峰六中的60多名毕业生一起下乡到风沙大、路途远,环境更艰苦的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插队落户。


赤峰市,原称昭乌达盟,“文革”期间由内蒙古自治区划归辽宁省管辖,1979年又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改称赤峰市,是一座以红山文化与辽代文化闻名的塞外历史名城。赤峰,是蒙古语“乌兰哈达”的汉译,意为红色山峰,以坐落在赤峰街区东北英金河左的红色山峰而得名,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蒙冀辽三省区交汇处,东、东南与哲里木盟和辽宁省朝阳市毗邻,西南与河北承德接壤,西和北部与锡林郭勒盟相连。玉田皋位于翁牛特旗东南部,老哈河北岸,红山水库下游,当时全乡人口7000左右,土地面积25万亩,其中半流动沙丘和风蚀沙地就达17万亩。知青们住的是茅草房,睡的是凉土炕,经常吃玉米饭泡盐水。一个劳动力干一天挣八分钱,八分钱当时能买一个鸡蛋。不少知青哭哭啼啼地给家里写信,家长也泪流满面地回信盼望孩子早日回城。下乡半年多,知青出现“转点热”,一些知青想方设法打通关节迁到条件较好的地点插队,为以后返城铺平道路。


(玉田皋知青)


2、公开家信 一举成名


1972年上半年,赤峰市为动员滞留在城里的知青下乡,通知柴春泽回市里,去各街道现身说法动员青年下乡。1973年6月,柴春泽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8月末,昭盟团委召开全盟有线广播大会,柴春泽作为知青代表到会发言,提出了著名的“扎根农村60年”。“当时真的就打算一辈子待在农村的,像我这样在农村有一定作为的人,是走不了的。如果我想走,也不会费心考虑改变玉田皋的面貌了。”



回到知青点后,柴春泽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信。1973年下半年,柴文作为公方代表,到赤峰县永和营子煤矿接管煤矿。就有了让柴春泽返城的机会。9月,柴春泽收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拆开一看,父亲写着:“春泽,当前有一事和你谈一下,这个五七煤矿要招收补充新职工,我已经和煤炭局、劳动局联系好了,你下乡已经两年了,想把你招工回来,这次一定要听我的,机会难得呀。”柴春泽脑子里能想到的还是“顾全大局”:“下乡后有招工组招知识青年返城,我作为知青点负责人,从来都只是推荐别人,不考虑自己的。如果我走了,别人又会说我就是做个样子。”他决定拒绝父亲。


1973年9月2日,是一个雨休天。柴春泽伏在煤油灯下给父亲回信:“向前看,共产主义金光闪;途无限,扎根农村,争取奋斗60年。”信中除了拒绝回城外,还批评了父亲利用职权走后门的做法。他在回信中写道:“爸爸,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农村的,你是一个具有27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建议您考虑一下您的意见是否符合党的利益。”


为了使知青点的同学相信自己扎根农村的决心是真的,柴春泽又主持召开全点知青大会,在会上宣读了他的信:“一旦党变修,国变色,我们还会有什么家……爸爸,我现在百分之百地需要你对我进行扎根教育,我不同意你这拔根教育。”


公布和父亲的通信,“我当时没觉得家信是隐私。那时候没有所谓公私之分,一切都是国家的,我这个人是属于党的,对党还谈什么隐私?为了知青,我就得公开和父亲之间的通信,让大家明白怎么回事。”柴春泽又专门请团支部书记刘立新去邮局发信。这件事在知青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柴春泽好友刘英当时问春泽,你是不是精神上有毛病啊?他说我非常正常。


柴春泽的家书对稳定知青心理的确起了作用,这是他可以想到的。但是他万万没料到一纸家书竟能让他闻名全国。很快,《辽宁日报》便在头版头条以《小将们的挑战》为题刊登了这封信,还加了编者按。1974年1月5日,《人民日报》又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为题刊登了柴春泽的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一天向全国广播,柴春泽一举成名。


(图片来自柴春泽国际联盟网网站)


3、战天斗地 改造山河


《人民日报》刊发这封信的全文后,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报纷纷转载。紧接着,中央和地方电台、电视台都来采访。英国的《泰晤士报》报道说,目前,在北京围绕着柴春泽正搞起一个小小的崇拜。他是一个公社的下乡青年,拒绝了父亲让他回城的要求,柴春泽火了。在极短的时间内,柴春泽的名字疾风一般吹遍了全中国,成为千百万个青年学习的榜样与偶像,全国的知青和应届毕业生陆续来到玉田皋青年点参观。1974年1月至2月,玉田皋的知青点领导忙的全是接待采访的事,最忙的时候,一天得接待中央、省、市三级媒体。为此,公社特意建立接待站,内设招待所。用现在的话说,柴春泽红了,而且红得发紫。北京、天津等地召开大型报告会,邀请他去演讲。年仅22岁的柴春泽重复讲述着他拒绝父亲的故事,底下听得欢声雷动。



柴春泽留在了玉田皋,当地的知青人数从开始的60多人发展到100多人。他插队的玉田皋,在蒙语中为“水中的高地”,这里地处红山水库下游地势低洼,盐碱地种旱粮,十年九不收,村民每年都靠吃返销粮生活。到了1972年,村民们才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知青们刚下乡时,住的是旧库房,睡的是凉土炕,吃的是玉米面。乡亲们也不比他们强,有的一到春天种地时就家里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常常出去借粮,挖野菜,摘树叶吃。许多人家是靠省下的鸡蛋换点盐。有的人家一年见不到多少油腥,都是盐水煮干菜。


(柴春泽带着同伴在东北的冰天雪地出工)


玉田皋地处红山水库下游。红山水库位于著名的西辽河支流,被誉为“契丹·辽文化母亲河”之一的老哈河中游。库区总面积214平方公里,总库容25.6亿立方米,水面94平方公里,是内蒙古最大的一座人工湖。由于水库水位高,玉田皋的土地逐渐开始泛碱,种玉米、谷子等农作物不仅产量低,而且很难生长,农民们的口粮难于解决。农民们太苦了,柴春泽和知青们为乡亲们过这种日子着急,为玉田皋解放多年后还这么落后着急。柴春泽突发奇想:能否修一条渠道将红山水库的水引来在盐碱滩上改种水稻呢?1972年的秋天,柴春泽跑到公社,提出要见公社领导。当时他还只是知青点的负责人,柴春泽要提建议,提什么样的建议,公社领导也没往心里去。“我一个小小的普通知青,提出这样的建议也很难引起他们的重视。”重新规划农田的事情就这样搁浅了。


1973年,柴春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公社换了书记。柴春泽找到新来的公社书记黄珍,向他汇报了重新规划玉田皋渠、林路、平整土地、种水田的想法,得到了黄珍的认可和支持。黄珍有丰富的基层和农村工作经验,很务实,他到公社不久听取柴春泽的建议,便深入到各大队、生产队、各青年点调查,并要柴春泽多学点政治经济学,安心农村工作。两人经常在一起研究如何改变玉田皋,黄珍多次对柴春泽讲“你可是知青典型,全国都看着呢!”


1974年9月,柴春泽上任玉田皋公社党委副书记兼玉田皋大队支部书记。这年9月,黄珍主持的公社党委会上决定:从玉田皋实际出发,集中力量,进行大会战。从10月5日到10月28日,利用14天时间集中部分人员,在玉田皋除掉旧的不合格的林带4条,总长5700米,平掉旧渠4条,土方量达2万余方;迁坟104个。将全大队5200亩耕地建成四位一体和三位一体的16个正方、10个斜方林网地。新开支渠6条,总长9300米;新开斗渠6条,总长5944米;排碱渠1条,2100米,总计土方量达67365万方。新营造防护林主带6条,副带6条。从玉田皋大队划出一块地搞水稻试验,初步设定了250亩,最后落实了50亩。


重新规划修渠、林路、种水稻,最困难的是迁坟和解决水的问题。在农村一说迁坟,如同挖祖坟,要遭骂的,柴春泽说为这事他没少挨村民们的骂。但他不厌其烦反复耐心地向群众解释、说服,终于克服了各种困难,完成了这一任务。女知青刘立新时任玉田皋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在一队蹲点,因50亩水稻试验田无水,她找柴春泽,又找黄珍书记,最后从下府的林场引水,保证了水稻试验。到了秋天,这50亩水稻试验成功了,这是玉田皋历史上第一块水田。曾经是盐碱滩的玉田皋,变成了一个稻花飘香的米粮仓。玉田皋人欢呼雀跃,连多年没出屋的老太太也出来看稀奇:“哟,咱们这穷地方还真出大米啦!”柴春泽此举的确给玉田皋人带来巨变,直到现在他们也念念不忘当年的柴书记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一些过去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服气了。得到大多数群众的认可,种水稻的阻力就小了很多,接下来可以扩大水田面积了,可水从哪里来又成了个大问题。柴春泽感慨地说,别看玉田皋和红山水库近在咫尺,每年却只能在春季红山水库向下游开闸放水时,用于一次春浇地。当地有着这样一句民谣:“一条大渠春天乐,夏秋无水干没辙。”


1975年4月,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盛田和沈阳军区参谋长杨迪在省水利局局长张久祥等人的陪同下到玉田皋检查工作,柴春泽在汇报工作时提到种水稻解决不了水的问题,提出想在红山水库搞引水工程。刘盛田说:“没有水,可以在水库捅个窟窿。”杨迪参谋长对黄珍书记说:“柴春泽在你这里,可不能墙里开花墙外红啊。”有一次,柴春泽去沈阳开会,听说有水利局局长张久祥在车上,就去见他,说了红山水库搞引水工程的准备情况和存在的困难,张久祥说,“这个工程,干得过。”并答应回去催催这件事。同年底,经盟旗有关领导和时任盟农牧局长才吉尔乎等人的努力,辽宁省特批40万元工程款,用于引水渡槽工程。知青和村民们吃住都在水库边,没日没夜地挖山洞、修渡槽。“光是一个山洞,我们花了差不多65天才打通。”1976年10月1日,全长400余米,7个土墩柱5个跨拱、横跨南北可容6个量的空中引水渡槽工程竣工了。从此,红山水库的水通过这个工程年年流到了玉田皋3万亩水田里。


(柴春泽当年参与修建的水渠)


4、知青榜样 思想迷茫


1974年,当了典型的柴春泽开始到北京、天津等众多地方做报告。仅在天津一地,柴春泽就被组织参加了20余场千人报告会。但柴春泽也很快感到了苦恼。一旦有了新的政治运动,柴春泽就会被通知去旗、盟、区的各条战线开会表态。表态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但很多时候,柴春泽根本不知该如何表态。最后,他想到了一条原则:毛主席说啥就是啥,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1975年9月,柴春泽被指定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并由他和朱克家一起执笔代表与会的12名知青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看了这封信后批示:“建议全文或摘要发表,以鼓励下乡青年。”毛泽东也看了信,他批示道:“应该发,可惜此次来的人太少,下次应该多来些”。12位知青的信很快在《人民日报》头版上发表,并经各地报刊转载,柴春泽的名字更加响亮。     


1975年春天,为了促进中日友好,中央决定派中国青年代表团赴日本访问。先后去了东京、京都、高智、高松、奈良、山梨等地,长达一个月,使他大开眼界。出访之前,代表团成员还进行了封闭训练,学习见了日本人怎么回答问题以及一些社交礼仪等等,要求非常严格,特别强调纪律。封闭训练的时间接近一个月,用柴春泽的话来说差不多把他的生活习惯都改变了。


(柴春泽)


对柴春泽来讲,出国之前他只知道日本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黑暗社会,跟中国解放前差不多,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柴春泽就想看看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去到日本,柴春泽整个人的神经都是紧绷的。一下飞机看到戴着钢盔(其实是塑料安全帽)的工作人员,他马上就想起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鬼子,人立即警觉起来了。日本这个国家地方很小,去开会的时候,柴春泽忍不住在心里嘀咕欢迎代表团怎么弄的,开会的地方这么小。当时日方有人用“立可拍”,刚照完,相片就出来了。而当时在国内老百姓要想拍照还是在照相馆里让摄影师躲在镜头的黑布后面蒙着脑袋,一边比划着一边拍。柴春泽当时心里忍不住泛起好奇的泡泡,心里不停感叹“这玩意真先进”,可是培训时要求他们不能随便发问,只能憋着。日方有人用中文问“柴春泽先生,怎么样,好不好”。柴春泽根本不敢说好,说“好”就意味着赞美资本主义。于是,他灵机一动,想起培训时学的一句话“中日友好万岁”,就赶紧用日语把这句话说了出来。日本人一听柴春泽说了这句日语感到很惊讶,一堆人就鼓起掌来。


在去饭店的路上,代表团成员是一人一辆车并有日方人员陪同。途中,可能因前方出了些问题,柴春泽所坐的车子突然停住不动了,跟前面的车队拉开了一大段距离。柴春泽看了看旁边,心里特害怕,“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啊,他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因为语言不通没办法出声询问,柴春泽无奈之下只能在一张小纸片上用汉字写了“车子开往何处,需多长时间”。日本接待人员看了,先是笑了几声,然后也在纸片上写了一行日文。柴春泽从纸片上零星认得的日文猜出,原来前方出了车祸,去到饭店要半小时。一到饭店,打开电视一看,正播着中国访日代表团下飞机的画面。对于这种快速播放,柴春泽感到不可思议,因为那时国内的新闻都还要经过审查的。


在工厂参观,一看人家都穿着西服,还戴着安全帽。柴春泽就想,日本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穿着破旧衣服,外宾来了厂方肯定不让他们出现,都给赶回去了,这些人是日本资本家装成工人来接待他们的。于是他悄悄问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工人到哪里去了”。使馆工作人员回答他:“这里不是你想的那样,这些就是工人。日本的现代化工厂全是自动化控制,在中国几千人的工厂,这里只需要几十个工人就可以了。”这番话让柴春泽暗自吃惊。有日本记者采访问觉得怎样,柴春泽思索了几秒,回答“日本工人阶级是伟大的工人阶级,日本人民是勤劳的人民”,始终不明确表态。后来在游览时,又有日本青年让他评价风景,柴春泽还是回答“这里的风景是好,但是有雾,我们国家的风景好,没有雾”。他用“有雾”来影射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好。


日本之行回国后的一天,受地方领导接见时,柴春泽拿出从日本带回来的茶叶,一边给领导们沏茶,一边很认真地说:“请用茶,这茶虽然是日本产的,但是它是日本农民种的。”当时有人正好在喝茶,听了柴春泽这话忍不住将一口茶喷了出来,而柴春泽自己还觉得这话挺自然的。


5、重获自由 处境艰难


柴春泽并不会料到,自己很快落入谷底。1976年7月,柴春泽在报告中大讲“翻案不得人心”的错误言论。粉碎“四人帮”时,虽然他马上起草了“拥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决心书,但还是被隔离审查,被押回玉田皋批斗,并被关进监狱, 漫长的岁月,坎坷的经历,使柴春泽从一个敢于反潮流的知青典型变成了一个与世无争的人。狱中岁月是最难熬的,柴春泽在监狱里理解了一个词,那就是度日如年。过去,他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一天过得很快,简直就是飞逝,而监狱却把一天的时间拉得很长很长,日出的时候,盼着日落,日落的时候,他又盼着日出,光线在牢房的墙上一寸一寸地移动,生命在没有自由的狭窄空间慢慢地枯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