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中国大约有1700万知识青年从城市走向了农村，走向了边疆，这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而且也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赤峰就有这样一位知识青年的典型，他的名字叫柴春泽。
1973年，《辽宁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小将们的挑战》为题刊登了知青柴春泽决心扎根农村的一封信。1974年1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为题，刊登了柴春泽写给父亲的信和编者按、调查附记。这是赤峰历史上第一位登上《人民日报》的新闻人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同一天向全国广播了向柴春泽学习的通知，此时柴春泽成为全国知青名人，成为许多知青效仿的偶像。柴春泽下乡的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也因此成为了众目聚焦之地。
几年后，在柴春泽等知青们的艰苦奋战下，玉田皋实现了自流灌溉，水稻种植面积猛增至近万亩，硬是把一个不毛之地的盐碱滩变成了一个稻花飘香、稻海翻浪、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玉田皋，一个过去风沙肆虐、土地贫瘠的不毛之地，却因为全国知青模范柴春泽的名字而名声大噪。在国内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感召下，以柴春泽为首的一群知青来到了这里，战碱滩、架渡糟、建林网、顶风冒雪，战天斗地，把最火热的青春岁月献给了这片土地。
柴春泽、黄珍和青年们田间歇息
柴春泽、黄珍等与盟林业局领导共同研究玉田皋规划
这里留下了知青们永不褪色的奋战足迹，也留下了一代知青们挥洒火热青春的难忘记忆.....
出工路上（柴春泽和公社党委书记黄珍及社员们）
柴春泽、黄珍与战友们在一起
柴春泽、黄珍和青年们平整土地
我在少年时代，曾当过少先队大队长；青年时代下乡插队，参与领导了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大面积改种水稻；毛泽东主席、邓小平副总理对我参与起草的《出席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赛会议的十二名青年给党中央的信》进行过批示；收到过周恩来总理署名的参加国庆宴会请柬；作为知青代表参加过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进行旨在促进《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访问。
我于1952年出生于干部家庭。1969年6月我转入赤峰第六中学，当时六中无团组织，红卫兵取代了团组织。学生们长期不能安心学习，我当时渴望学习文化知识，刚入学时曾利用暑假在教室看书学习。开学后我就和同班同学到那些长期不来学习上课的同学家去，请他们回校，搞好“复课闹革命”。由于我为“复课闹革命”做了一些工作，班主任就让我当了代理排长（当时学校是按排、连设置），排就是班，不久重新整顿红卫兵组织，我先后担任了连、营和校红卫兵团长。
1970年5月，昭乌达盟赤峰市（县级市）红代会成立，我作为赤峰六中代表，被选调到市红代会任副主任。我们经常协助公安、交通部门维持秩序，全市红卫兵都认识我了。1971年中学毕业时，盟市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大家都说“市红代会柴春泽下乡，我们就下乡，他不下我们也不下”。就这样盟市领导找我谈，动员我带头下乡。
第二年，我在全市红卫兵的注视下只有带头下乡这条路了。我是赤峰县干部子女，按规定可以到离家较近的赤峰县下乡，可我所在的学校定点却是翁牛特旗，我只能顾全大局，于1971年带头下乡到离家较远、风沙大的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插队。玉田皋公社位于赤峰市翁牛特旗东南部，老哈河北岸，红山水库下游。全乡人口7000左右，土地面积约25万亩，其中半流动沙丘和风蚀沙地就达到17万亩。玉田皋大队当时只有6200余亩地，总产56万斤，亩产平均不到31斤。
1972年秋季的一天，我顶着漫天风沙跑到公社，找到公社领导提倡建议：这里风沙太大，应大搞植树造林；这里土地不平、渠林不整，应重新规划......一个普通知青提这么大建议，也很难引起重视。1973年6月24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底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我找到新调到玉田皋公社担任党委书记的黄珍，向他汇报了重新规划玉田皋渠、林、路，平整土地并试种水田的想法，得到黄珍和旗、盟、省领导的支持。黄珍是个实干家，他多次鼓励我学点政治经济学，安心农村工作。1974年下半年，我们曾多次研究怎样改变玉田皋。他多次对我说：“你可是典型知青，全国都看着呢！要朝思暮想这个地方怎能变？”
这年9月，上级号召组织大会战决定从玉田皋实际出发，集中力量，重新规划渠、林、路。通过了试种水稻的建议，决定在玉田皋大队一队划出一块地搞实验，结果会议定了250亩，最后落实下来只有50亩。公社组织劳力利用14天时间集中全大队和下府孤山子等兄弟大队的部分人员搞大会战。重新规划为大面积改种水田创造了条件，继1975年试种水稻50亩成功以后，1976年种植1700亩、1977年7000亩后增至3万亩，从而拉动翁牛特旗东部20多万亩水田开发。
说起玉田皋面貌的改变，当年下乡插队的知青、五七战士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先后有上海、沈阳、抚顺、锦州和赤峰、乌丹等地180多名知青到玉田皋公社插队。知青们和社队干部、群众一起大干苦干，玉田皋由平均亩产不足百斤提高到亩产千余斤。
1976年10月16日，省知青办主任和军代表向我和随行的王栋传达了中央粉碎“四人帮”打招呼会议精神，同时传达了省委意见，要求我们作为知青典型，做好广大知青转弯子的工作。盟知青办召集全盟的知青典型召开座谈会，由我做知青转弯子工作。我起草了给盟委并转辽宁省委的决心书，内容是“拥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署名有柴春泽、王冬梅、王银刚、汤永东 、张洁 、姜宝泰、 王东升 、梁骁宾、 毛德宝 、朱义国、 曲广荣、 朴春香等。
12月4日，翁牛特旗委派人向我宣布，开始给我办学习班。我开始了与外界隔离的生活，每天写交待材料说清楚。1977年四五月间，我被拉回玉田皋乡做批斗。1978年4月29日下午，我正在翁牛特旗经济林场劳动，监督我的人到工地找到我，我被人架到大卡车上，到了翁旗看守所。随后我又被押回玉田皋游斗。
1979年12月13日，昭乌达盟公安局宣布“依据党的政策撤销案件，对柴春泽予以释放”。回到赤峰后，到西大桥停车。公安局的人说：“我们送你去家里不方便，你自己回去吧”。从西大桥到家里不足两华里，我停下来四五次，像是在做梦，因为在监号内经常梦着中央来通知说柴春泽是错案，为我平反。现在是真的吗？回家第二天刘立新带着鸡蛋和白面到我家来看我，第一句话解释为什么离开农村，接下来就哭了。我心里想：她是党员，现在来看我一定是试探我，是不是真心拥护党中央，我就对她说：你去告诉组织部，我不反对党中央。她一听，觉得我精神有问题，回家跟他母亲商量，要我去她家住（当时我父母去吉林治病不在家），她请假在家护理我。我坐那里嘴里不停地说“我相信党，忠于党”，立新非常着急，去问医生。医生说“不要吃药，给他讲故事，不要老想那些事”。她就给我讲一些书上的爱情故事。开始我根本听不进去，后来我听进去了。不久我提出：“咱们结婚吧”。她答应了，但遭到了家里人的一致反对，都说：“柴春泽一无党籍，二无工作，今后怎么办”？
刘立新在我入狱后不改初衷，仍在等我。1980年3月24日我们办了结婚手续，结婚后我成了辽河工程局职工家属，因为刘立新有工作，我在待业，我不甘心，就去盟、旗知青办要求回青年点。1980年6月4日，旗里决定把我安排在广德公南砖窑青年点。不久旗纪委对我的问题做了复查结论：恢复党籍，免予处分，党龄连续计算。
1980年10月我招工到辽河工程局，被分配做配电安装工。刘立新怕配电安装有危险，找领导说：“春泽精神受过刺激，搞电太危险了”。局领导解释说：“电工是工人当中的好工种，算是照顾了”。1982年，我报考电大，被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班录取。毕业后校长孙可澄非常希望我到电大来工作。他对我说：“没想到你的事真难办，都认为你好，但谁也不敢办，你自己找找吧”。我硬着头皮找到盟长才吉尔乎，向他说明了情况。盟委常委会上讨论研讨获得一致通过，我的人生又划上了一个分号，由此开始了新的一页。
摘自《下乡知青在昭盟——赤峰知青柴春泽自述下乡插队的前前后后》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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